“對于范源廉這樣具有重要歷史貢獻和豐富精神內涵的歷史人物，尚未有人為其立傳和展開專門系統(tǒng)的研究，實不能不說是史學界的遺憾?！蹦祥_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余新忠先生曾如是感慨。
2023年，他的遺憾，被他曾經(jīng)的學生江峽彌補了。江峽坦陳，相對于王船山、曾國藩、左宗棠、黃興、蔡鍔、宋教仁等人，范源廉顯得沒那么“光彩熠熠”，但細究其平生，如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意義而論，則其人對教育近現(xiàn)代化的奠基和發(fā)展，“實有百世不易之功”。
為此，便有了這本《力從平地起，心向實處行：范源廉傳》。
本書作者江峽
在時務學堂學習時，范源廉即將心思著力于教育
當當網(wǎng)，多家書店把《力從平地起，心向實處行：范源廉傳》和《梁啟超：亡命(1898—1903)》捆綁著一起銷售。梁啟超和范源廉這對師生，時隔近一個世紀后，居然這樣相逢。
梁啟超僅年長范源廉兩歲。1897年陳寶箴興辦時務學堂，聘熊希齡為督學，梁啟超為總教習。1898年3月，23歲的范源廉考入時務學堂，成為梁啟超的學生?；蛞蚍对戳诶霞蚁骊幵鲞^五年私塾先生，他在時務學堂學習時，并沒有如《時務學堂招考示》所倡導的去專注了解國外的堅船利炮等軍事技術，而是將心思著力于教育。
《力從平地起，心向實處行：范源廉傳》作者江峽，在中央文史館館員吳家駒回憶范源廉的文章里，找到了范源廉留學日本前曾多次發(fā)過的感慨：“曾（國藩）、左（宗堂）、沈（葆楨）、李（鴻章）諸賢達均曾派選聰穎士子出洋，然唯船堅炮利是求，于自強之根本，均未措意，吾安得一游東西洋各國，考察其教育普及之法，而建議于國家，以改善科學教育之空疏乎？”
范源廉去東洋考察教育普及之法的夢想，3年后在流亡到日本的梁啟超的召喚和鼓動下，終于得以實現(xiàn)——原本家貧的范源廉擔心費用，不打算留日了，梁啟超寫給湖南弟子們的信很及時地傳到了范源廉手中。
“諸子但能東來習文字，數(shù)月便可譯書賣稿。”梁啟超在信中寫道。如其所說，范源廉到日本后只幾個月，便能翻譯書報。譯稿經(jīng)梁啟超潤色修改后，上海各大書店爭相購買。范源廉不僅能自給，還能寄回家補貼家用，甚至還能資助困難的同學。
1901年秋，范源廉考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以期學習先進的、成體系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學習期間，范源廉對日本教育和國家富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
范源廉對西洋教育的考察，是他當了教育總長、又辭去教育總長之后。1918年5月到11月，他在美國考察教育。這次考察，讓曾為一國教育總長的他羞愧得無地自容：“鄙人在美國時，有人問中國學生現(xiàn)有若干，其中男生若干，女生若干者，頗覺難于回答。蓋美國人以為若干學生中，男女應各居其半，若告以吾國之情形，必視為怪事矣!”
范源廉最初熱心教育時，并未想到此后有一日會當全國的教育總長，更沒想到有一天會如此無地自容。英國哲學家卡萊曾說，羞恥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正是因為這可貴的羞恥心，范源廉沒有淪為政客，而成為后世公認的推動中國近代教育發(fā)展的先驅。
蔡元培曾論范源廉：以他所長，補我所短
“在現(xiàn)代建筑林立的舊街，這棟古樸的建筑歷經(jīng)滄桑，顯得更為別致。盡管主樓墻體的天空藍色墻漆褪去，斑駁的木門換成鐵門，鐵門在時光的風霜中變得銹跡斑斑，馬頭墻也因年久泛黑，但依然掩飾不了它曾經(jīng)的榮光?！?/span>
寫作這本書之前，歷史學博士江峽曾重返歷史現(xiàn)場，到了岳陽湘陰縣文星街道三井頭社區(qū)十字街的范源廉故居，看到眼前景象，他感慨“仿佛一場時空穿越”。
江峽還曾“穿越”到爬滿了爬山虎的時務學堂故址。長沙鬧市中的時務學堂，在停辦后曾改成旅館，旅館毀于“文夕大火”后，其地基被實業(yè)家陳云章買下建了私宅，為紀念其父親陳天倪，私宅命名為“天倪廬”。1922年應邀來長沙講學的梁啟超重返故地時留下的墨寶“時務學堂故址”，陳云章購得后，讓人刻于碑。這便有了江峽看到的“時務學堂故址”。
江峽盡可能地重返歷史現(xiàn)場，近距離地打量范源廉。他的這個近距離、重返“現(xiàn)場”還包括大量在范源廉同時代人的筆記、著作中鉤沉——重返“現(xiàn)場”后，他不止是打量，還以時過境遷形成的上帝視角去評議當時人物。例如，孫瑛曾在《魯迅在教育部》一書中提及的“出現(xiàn)了以范源廉為首的舊派勢力和以蔡元培為首的新派之間的爭權奪利的斗爭，舊派得到袁世凱的支持，人數(shù)也是他們?yōu)槎唷?，《力從平地起，心向實處行：范源廉傳》中，江峽寫到蔡元培辭去教育總長、次長范源廉接任時，評議道：“簡單認為袁世凱支持的是舊派勢力，則有失公允”。
之所以有人認為范源廉屬于教育部中的舊派勢力，是因為范源廉曾是晚清學部的留任官員，而蔡元培則是堅定的同盟會員，所以自然是新派勢力的代表。江峽并不否認兩人的政見和立場“難免相沖突”，但不認為是完全對立的兩方，他引用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中所寫到的“以他所長，補我所短”，論證了范蔡二人突破所謂陣營的局限親密合作的事實。
江峽也不認為范源廉是袁世凱支持的舊派勢力，他在分析范源廉1913年第一次辭去教育總長的原因時，引用了吳家駒《追憶范靜生先生》中所記載的，當時政界對教育界不甚了解，同時好使一些奸詐手段，貪污橫行，鏟除異己，這讓范源廉“不善其所為，毅然去職”。
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余新忠教授所說，人物傳記的價值，并非全然取決于傳主的聲名以及成就的偉大，普通人的傳記同樣甚至更有可能激活讀者的內心世界，給人以心靈的滋養(yǎng)和啟益。范源廉既不是聲名昭著，也不是普通人，通過江峽的講述和建構，不僅可以從范源廉的生命軌跡、人生境遇乃至心靈思考的了解，喚醒自己內心的記憶和生活體驗，為自己的行為處世提供借鑒，還可獲取認識社會、追求人生價值和意義等方面的啟示。
對談
“我們的歷史容易忽視有緩慢建設貢獻的實踐者”
瀟湘晨報：我們講起新文化運動、講起民國時候的教育，會講起胡適、蔡元培、陳獨秀、梅貽琦等，但往往會漏掉范源廉。范源廉為什么會成為一個被忘記的人？僅僅是因為他離世比較早嗎？
江峽：這當然是原因之一，但還有別的。我們看范源廉的經(jīng)歷，他進入教育領域是在清末民初。雖然參加過自立軍起義，但起義失敗了，后來的歷史敘述還有意隱瞞了這件事。他進入到民國政府的教育部，身上有著“前清舊人”“北洋舊人”的標簽，看起來似乎“革命性”沒那么強。我們都知道，1911年辛亥革命后，革命黨成立了南京臨時政府，當時就設有教育部。隨后南北議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之職，南京臨時政府北遷，與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政府合并。這時候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范源廉是次長。蔡元培在教育部遭遇了很多的阻力，于是很多人認為阻礙他的是北洋軍閥勢力。
其實從我們的考察來看，范源廉和蔡元培，可能在教育理念上有一定的分歧，但絕沒有上升到“斗爭”的程度。兩個人的私交也很深，甚至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都有范源廉的支持。范源廉本人也是一位有獨立思想的教育家，很多見解甚至超越了時代，非常進步。如果他是袁世凱支持的守舊勢力，那為什么他當了教育總長后也和蔡元培一樣遭遇種種阻力并屢次辭職呢？總不能全說成是時代的局限性吧？
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范源廉這個人說話做事是很實在的，沒有鋒芒畢露。范源廉發(fā)起和參與了許多教育、慈善活動，在當時無疑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但如果沒有后繼者持續(xù)發(fā)掘他精神上的光輝，這樣的人也會逐漸失去存在感。
瀟湘晨報：北洋政府時期，教育界有兩種教育主張：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人主張優(yōu)先發(fā)展高等教育，代表人物是蔡元培；具有日本教育背景的主張先發(fā)展普通教育，代表人物是范源濂。您怎樣看待他們兩個人的分歧？
江峽：其實兩個人的分歧，體現(xiàn)的是各自不同的出發(fā)點。優(yōu)先發(fā)展哪個階段的教育，并不是說只發(fā)展哪個，忽視另一個，而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快速、高效地實現(xiàn)教育救國。這也可以看成是大眾教育和精英教育的區(qū)別，不僅是國外，在中國的教育發(fā)展史脈絡里也是很常見的分歧。蔡元培他們認為時代急需英才來喚醒民眾，而范源廉在日本看到基礎教育好，國民素質高，這種情況下產(chǎn)生英杰的概率也更大。蔡元培和范源廉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培養(yǎng)人才，教育救國。
瀟湘晨報：在您溯源范源廉的人生軌跡時，有沒有一些讓您很驚喜或者說很意外的發(fā)現(xiàn)？您覺得他最有力量，是什么時候？
江峽：有的，比如前面提到的自立軍起義，傳世史料否定他參加過這個起義，但據(jù)我的考察，我傾向于認為他其實是參加了的，并且在這場起義中被深深地觸動，進而改變了他對暴力革命的看法。我們從小接受到的教育里，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一定是進步的，革命精神值得肯定和歌頌。但范源廉在親眼目睹和親身參與了這場晚清轟轟烈烈的革命后發(fā)現(xiàn)，有些革命真的就像是“請客吃飯”，辜負了理論先驅們的理想，白白浪費了烈士們的性命。他僥幸逃生，身體和精神被雙重暴擊。我認為這段經(jīng)歷對他后來要優(yōu)先發(fā)展普通教育是有影響的。組織這場起義的梁啟超、唐才常等人不是精英嗎？但追隨他們的都還是舊時代的軍人和江湖豪杰，起義是水泊梁山式的。這樣的革命必然會失敗。雖說精神可嘉，但從理性的角度考慮，還是不應該盲目鼓吹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確實是改變世界的重要途徑，但誰能否認范源廉主張通過發(fā)展普通教育、提高全民素質來改變中國，也是革命、進步的呢？
瀟湘晨報：范源廉和熊希齡，他們可以被認為中國現(xiàn)代慈善的啟蒙人物嗎？在慈善方面，您覺得他的哪些主張，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江峽：是的。范源廉和熊希齡可以算是中國現(xiàn)代慈善的啟蒙人物。范源廉最初是慈善公益事業(yè)的受益者，后來成為現(xiàn)代慈善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慈善理念，其實和教育理念有共通之處，都重視普通民眾的力量。前面提到過，他認為慈善不能只滿足于“為富當仁、達則兼濟天下”的傳統(tǒng)理念，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應該是人人參與的社會事業(yè)。這對我們今天也有指導意義。我們需要宣揚全民慈善的文化思想，推動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動員全民族參與慈善事業(yè)，這樣有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推動社會文明進步。
瀟湘晨報：羅新曾說，我們寫過去人的故事，這個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我實現(xiàn)，認識過去，了解過去，反過頭表達我們自己。在《范源廉傳》中，您最想表達的是怎樣的自己？
江峽：在寫作這本書時，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們的歷史，歷來看重有迅疾打破功勞的革命者，而容易忽視有緩慢建設貢獻的實踐者。這其實是一種歷史認知誤區(qū)。因為正是兩者的有序結合，才能創(chuàng)造大亂之后的治平之世。范源廉無疑是屬于后者的典型代表。同為湖湘名士，他在民國政壇的耀眼程度，遠不及黃興、宋教仁、蔡鍔等，而如果以所促成事業(yè)的影響深度而言，他為中國近現(xiàn)代教育和慈善事業(yè)貢獻的業(yè)績，其實并不遜色于上述三杰。
